我国正在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迈进。如何让核电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电党委书记、董事长卢铁忠重点聚焦同一议题：将核电纳入我国绿色电力体系。
近年来，一些两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将关注的目光聚焦核电加速建设中那张缺少的“绿证”。
我国绿证核发范围已覆盖全部可再生能源
绿证作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它是可再生能源的一张“电子身份证”，用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认证等。
为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发挥绿色电力低碳环境价值，国家于2017年建立了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向满足条件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核发绿证，明确用户可通过购买绿证作为消费绿电的凭证。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日益完善的绿色电力体系，建立了绿证交易、绿电交易两种市场机制，绿证核发范围拓展至包括水电在内的全部可再生能源。
杨长利对记者强调了绿证在当下的重要性：“绿证在我国实现了从‘绿色溢价’到‘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基础凭证’的定位转变和价值提升，为近期衔接能耗‘双控’政策、抵扣能耗量，中长期衔接节能降碳政策、抵扣碳排放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核电技术是所有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中碳排放最低的技术之一
据杨长利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在运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超过1亿千瓦，占全球在运在建核电总装机的21.2%，核电安全运行业绩位居世界前列。2023年核电发电量在全国占比接近5%，与燃煤发电相比，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5亿吨。
数据的背后，凸显出核电日益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核电技术是所有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中碳排放最低的技术之一，根据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数据，核电全生命周期内每生产1千瓦时电的碳排放量为5.7克。”杨长利表示，“我国小堆、四代堆等先进核能技术与国际领先水平保持同步，核电发展规模和质量迈上新台阶。根据各方预测，到2035年我国在运核电发电量占比将超过10%。”
2024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提出实施可再生能源、核电等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
“国家已经开始探索核能的绿色低碳属性和价值。核能具备明确的绿色低碳属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选择，有助于实现供应安全前提下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卢铁忠分析道。
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双碳”目标牵引下，全社会绿电消费意识逐步提高。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开始试运行并即将正式实施，使用绿电生产的商品更具国际竞争力。国内外的减碳形势，促使企业等各类主体对绿电需求不断增强。
“核电每年可提供超过1600亿千瓦时的市场化电量，是用户购买绿电的重要选择之一。”杨长利介绍道。据了解，这些核电机组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能极大缓解华东、华南地区绿电供不应求的局面。
“但是，在当前绿电交易、绿证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中，核能的绿色低碳价值尚未被认可和明确，未来仍需进一步推动核能全面纳入我国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从而加快核能促进我国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卢铁忠表示。
在杨长利看来，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体系具有必要性。“国家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政策要求电网企业、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承担消纳责任，意味着这些主体在销售或购买核电的同时，仍需同样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和配额。这实际上是将核电与化石能源放在同等地位对待，没有体现核电的低碳属性和减排贡献，降低了用户购买核电的积极性。”
据了解，欧美部分国家在政策或实施层面已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范畴，并提供了有益实践。欧美等国对于核电在碳减排中的突出作用日益重视，比利时、荷兰、芬兰等11国向核电企业发放了欧盟来源担保证书（GO证书），用于向终端消费者证明所用电力的绿色属性。美国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等在清洁能源配额中细分设置了零排放信用，专门适用于核电，以支撑实现各州减排目标。
杨长利说道：“从我国国情看，碳减排任务更加艰巨，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体系是实现能源消费侧和供给侧协同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不仅为核电的绿色低碳属性提供官方证明，实现绿证对非化石能源电力的全覆盖，还能满足市场用户购买需求，充分发挥核电在全国减污降碳中的重要作用。”
卢铁忠强调在“双碳”配套相关政策体系制定和完善过程中，明确核能绿色低碳属性的重要性。“建议将核能全面纳入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率先向核电电力用户颁发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向核能发电企业颁发绿色电力证书，为核电提供绿色低碳属性的权威证明，同时通过国际合作，推动核能作为低碳能源消费的国际互认，帮助出口企业树立绿色形象并为应对碳关税提供支撑。”他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刘士鹏建议
建设国家辐射防护研发基地
核辐射是核工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辐射防护技术贯穿核工业发展的始终，是核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能力，为核工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始终秉承“核能卫士，安防先锋”的战略定位。集中优势力量，打造国家级辐射防护研发基地，以“基础科研”与“技术/装备研发”为抓手，系统提升我国辐射防护与安全能力，将为建设核工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辐射防护领域与我国核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及人民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一方面，辐射防护可以为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提供人员与装备等辐射防护支持；另一方面，核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辐射防护可为医患人员在精准诊疗和防护等方面保驾护航。
美、法等国均建有以辐射防护与安全为重要应用方向的高层次国家级实验室或平台，而我国在本领域仅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是国内唯一专门从事辐射防护研究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建议推动制定辐射防护领域的国家级发展战略，支持以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为核心打造国家级辐射防护研发基地，将其建设成为这一领域的原创技术策源地和国际一流的人才与创新高地。
全国政协委员徐鹏飞建议
建立核领域数据中心
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数据密集型产业，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求下，推动建设核领域数据中心，统筹核领域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有利于充分发挥核工业数据要素的乘数作用和倍增效应，将为建设数字核工业，加快核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构建核工业行业数据中心，将降低整个产业链协同成本，形成核工业产业链数据资产，赋能提升研发设计、采购、建安、调试、运维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高效协同水平，实现高质量、短周期交付，实现智能制造模块化施工、数字化调试以及智能化运维；形成核工业新型供应链与产业链生态圈。这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实践要求和基础底座。
建议构建以数据和软件为中心的核工业数据中心及数字发展生态。通过构建“政—产—学—研—企—用”融合平台，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核工业产业链链长单位优势，以核电设计为试点开展软件应用，分步实施软件应用替代及推广，形成满足核工业持续发展需要的软件产品和研发体系，构建核工业数字化发展生态。
全国人大代表师延财建议
设立国家“核科学日”
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我国核领域要切实担负起支撑国家战略的历史责任，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舆论氛围。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即将迎来核工业创建70周年之际设立国家“核科学日”是获得社会公众支持与认可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核事业高质量发展。
设立国家“核科学日”，将有利于加强核科普工作，让公众正确了解核、认识核、接受核，教育广大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科学；有利于继承并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核工业精神，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时激励核事业工作者，对我国核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以1958年9月27日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正式移交生产为代表，我国核工业逐步发展壮大。建议将每年的9月27日设立为国家“核科学日”，并以设立“核科学日”为起点，普及核能知识，铭记核工业创业初心。
全国政协委员韩泳江建议
推动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核技术应用产业是现代高新技术产业，是典型的战略新兴产业，涉及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学、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广泛融合应用，已逐步成为举足轻重的新质生产力。
深度嵌入国民经济领域，有力支撑国家战略实施。核技术应用产业与国民经济制造业领域43个细分行业中的近1/3行业紧密相关，是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助力。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核技术应用产业一直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推动新产业培育的重要助推力量，代表高端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发展到高级水平的重要标志性产业。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起步较晚，未来成长空间可期，并且将积极促进和带动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受多个部门监管，建议持续强化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统筹，提升产业发展的系统性、前瞻性和方向性。进一步加大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及投入力度，提升产业创新发展能级。
全国政协委员段旭如建议
加快完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法规标准
对于传统的大型压水堆核电厂，目前国际上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核安全法规标准。但是，当前国内尚未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适用于小堆发展的法规标准，有必要结合当前核电发展形势和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加快建立完善适应小堆与核能综合利用的核安全相关法规标准体系。
近年来，小堆技术日益受到世界主要核电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关注，被视为核能领域的“游戏改变者”。由于小堆功率较小，更有利于实现模块化设计、模块化预制、模块化施工，有利于缩短建造周期、降低土建成本，因而以较低的初始投入与较少的投资总额受到新兴核电国家的青睐。
小堆如果直接套用大型反应堆的法规标准体系，将造成冗余设计过多，无法体现小堆自身的优势。建议尽快组织制定并完善适用于小堆的安全监管法规及相关标准体系，使项目从设计、规范、选址、监管等方面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保障小堆的可持续发展，助力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加快实施核能“三步走”国家战略
当前，我国在运在建核电规模即将世界第一，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规模和节奏已较为明确，已经具备引领全球核能产业发展的基础。面对世界核领域激烈竞争的新形势，我国更要在核科技创新方面引领全球。落实核能发展“热堆—快堆—聚变堆”的“三步走”战略既是形成我国核能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我国核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我国核科技发展迅速，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和工程建设，能力水平大幅提升。“热堆—快堆—聚变堆”的核能“三步走”战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核能发展战略，也是能够引领世界核能发展的技术方向。我国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和条件，通过加快实施“三步走”战略，有望率先实现快堆的商业化应用，形成热堆+快堆的先进核能系统，引领带动世界核能产业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要加快推动核能“三步走”战略走深走实，在核科技创新方面引领全球。建议充分考虑我国核工业现有技术基础和发展潜力，积极推动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
强化大型核科研设施综合利用
大型核科研设施是推动核科技进步、催生源头创新的必要条件，推进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建设和综合利用，是实现核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
我国核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拥有了一批大型科研设施。新时期发展需求的变化，对现有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的性能和综合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现有大型核科研设施数量和性能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
建议制定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有偿开放共享制度，提高大型核科研设施综合利用效能；同时建立国家专项经费，确保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充分发挥作用。
加快推动一体化闭式循环快堆核能系统研发
一体化快堆同时具备发电、增殖、嬗变三个功能，是发展快堆的现实选择和较优路线，可突破核能发展天花板。在核能发展“三步走”战略指导下，我国快堆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科研技术体系，为一体化快堆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建立一体化快堆闭式循环系统，可以实现铀资源循环利用，理论上可使我国铀资源可利用率提高60倍，资源可利用时间从百年尺度提升到千年尺度，是支撑我国核电积极安全有序发展及环境友好发展的必由之路。
建议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作用，加快推动一体化快堆核能系统发展走深走实，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见习记者程小雨整理采写）